特写：与简体字书店相守的台湾人

结构群书店（4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齐菲 摄

新华社台北4月23日电 题：与简体字书店相守的台湾人

新华社记者齐菲、赵博

从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大学附近摆书摊，到如今在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拥有一间10余平方米的店铺，廖秀惠和简体书相伴30多年。其间，她见证两岸图书业从彼此封闭走向交流，台湾简体书店蓬勃发展；也独自扛过艰难岁月，在不少简体书店“结业”时，依然不悔初心，乐观坚守。

“两岸隔绝时期，在台湾看不到大陆图书，但人们对大陆充满好奇，迫切想了解对岸的情况。”彼时，廖秀惠只是在小书摊帮忙的工读生，附近高校的老师从香港带回大陆图书，他们重印成繁体售卖。

廖秀惠回忆，当时读者很多，书摊平均每月要印五六种新书。“许多文史哲的著名学者在大陆，台湾读者对他们的著作有专业上的需要。但那时在台湾出现简体书是根本不可能的。”

1987年两岸恢复交流。此后不久，一个个散发着油墨香的邮政包裹越过浅浅的海峡而来。廖秀惠所在的小书摊在附近小巷里有了一间不大的店面，一半做门市，一半做仓库。书店因一群常常来此讨论结构主义的哲学系老师而得名“结构群”。

尽管早有一些私下经营大陆图书的书店，但直到2003年台湾才“有条件开放”大陆图书入岛销售。老书铺拨云见日，新生力量如火如荼。明目书社、结构群、若水堂、秋水堂、问津堂、山外图书社、天龙图书……简体书店迎来快速发展期。

以规模较大的若水堂为例，全盛时期，该店在台北、桃园、新竹、台中等地开设有6家分店，积累近万名会员。有岛内读者撰文回忆，那时每逢明目书社的新书“开箱日”，人们蜂拥而至，不乏著名学者、作家和出版人。

随着简体书店增多，竞争也一度白热化。廖秀惠说，在那段“战国时期”，“结构群”明确了定位：提供订书服务，并尽可能以最快速度进书。没有价格优势，就以速度和服务取胜。

时过境迁，受制于市场环境、互联网发展和疫情等因素，岛内不少简体书专营店陆续“熄灯”，从鼎盛时的几十家到如今仅剩个位数，“结构群”也一度负债经营。困境中，廖秀惠没有放弃。一同坚守的，还有相距不远的山外图书社。

山外图书社（4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齐菲 摄

在台北，温州街、罗斯福路和汀州路一带合称“温罗汀”，这里有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也星星点点散落许多特色书店。“山外”就蜗居在罗斯福路一间大楼的地下室。

书店海报斜贴在头顶的墙上，下楼梯右转，过道一侧是整齐堆放的几十个图书纸箱，另一侧才是“山外”的小小门面。书店面积不大，但明亮干净，除老板外只有一位爱书的老员工帮忙。

老板陈成汉今年64岁，妻子来自厦门。2003年他看准商机，决心在台北开一家简体书店。最初几年，书源全靠妻子的妹妹帮忙与厦门一间书店商谈。

“大陆鼓励高校老师写书、译书，图书种类多、市场大，质量也越来越好。”大学主修哲学的陈成汉说，但有些专业出版物在台湾却不一定能买到。

“山外”主要引进大陆人文社科类书籍，顾客以高校的师生为主。陈成汉告诉记者，近年来台湾书店行情不好，更不用说简体书店。同行纷纷闭店时，他也曾想一关了之，但后来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坚持至今。

多年来，光顾“山外”的新老朋友对它都很珍惜。有读者在网上留言，希望“山外”永远存在；也有读者说“山外”是爱书人的宝藏，在这里永远有意外的惊喜。

岛内不乏喜欢简体书的读者。新北市民李先生今年39岁，自21岁在天龙图书购买第一本简体书后，便入了迷。起初，因为有些简体字看不懂，他还特地买了繁简对照字典。

“我很喜欢看历史书，大陆作家的叙述客观平实，主观内容少，而且能将复杂问题讲解得通俗易懂。”李先生说，历史书中充满古人智慧，能用来指导现实生活。他最喜欢的大陆作家是阎崇年，看过很多他写的书。

读者在天龙图书选书（4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齐菲 摄

和“结构群”“山外”一样，天龙图书是为数不多尚在营运的简体书店。虽曾几度易址，但李先生等老读者都紧紧跟随。天龙图书老板沈荣裕坦言，老读者是他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现在，“结构群”每周会进一两次新书，有二三十种。廖秀惠会提前将拟订新书放在社交平台“试水温”，看看读者反应。她说：“能把大陆优秀图书带到台湾读者面前，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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