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它们告诉世界，商王朝真的存在！

　　在商王朝灭亡差不多600年后的春秋时期，商王朝的相关文献已经逐渐散佚。对此，孔子曾发出“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的感叹。在近代疑古思潮影响下，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曾一度受到质疑。那么，商王朝是如何确立信史地位的呢？

　　“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潮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的史学研究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出现了辨伪古史的运动，由此产生“古史辨派”。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他在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想做一篇论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正式挑战以往的古史书写。

　　关于古史演变，顾颉刚指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中国上古史体系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胡适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说：

　　“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走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由此，中国信史被缩短到2500多年。

　　一片甲骨惊天下

　　清末民初，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居延汉简三大史料的新发现，让史学界开始重视地下文物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从古董商人范寿轩手中收购了一批龟甲、兽骨，上面刻有文字，甲骨文由此开始被学界所熟知。与此同时，王襄、孟定生(中国现代金石学家、甲骨学家)也开始收藏甲骨，后者认为这些文字是“古之简策”。

　　之后，甲骨文著录和研究日趋增多。1903年，刘鹗出版《铁云藏龟》，已经认识到甲骨文应是殷人的刀笔文字。不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甲骨的出土地点，学界都不甚清楚。古董商人范寿轩曾对人说，甲骨出自河南汤阴。一直到1908年，在罗振玉(中国近代著名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的努力寻求下，才知道甲骨是出自河南安阳小屯。

　　随着甲骨文的持续发现及甲骨材料的编印出版，学界对甲骨文的考释，以及对甲骨文所蕴含的社会、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04年，孙诒让所著《契文举例》第一次对甲骨文进行考释，虽然他的考释存在很多错误，但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容忽视。1910年，罗振玉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明确指出甲骨文是商王朝的遗物。此后，罗振玉先后著录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

▲王国维(左)与罗振玉(右)。(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之一的王国维是甲骨文研究的关键人物。他提倡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互证的“二重证据法”，1917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二文，从甲骨卜辞考证出商先公先王世系，并与《史记·殷本纪》《世本》所载商王世系相对照，证实了商王世系的可靠性。

　　这项研究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确立了商王朝的信史地位，同时也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世本》的可靠性，增强了文献中关于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

　　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曾评价道：

　　“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除国内学者以外，海外学者也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材料的重要性，并以此开展商代史研究。

　　总而言之，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海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商王朝的真实存在，人们重新找回了渐已模糊的商王朝历史记忆。

　　大邑商：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甲骨文发现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揭开了安阳殷墟大规模系统性发掘的序幕。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巨变，大邑商早已不复，但考古学打开了一条通往商代历史的道路。

　　1928年10月，为了寻找甲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到河南安阳殷墟开展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是中国学者首次独立开展的大规模系统的田野考古发掘，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一年的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开端。

　　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共有三次重大发现。第一次是1936年发掘的小屯YH127甲骨窖藏坑，坑内一共清理出了刻辞甲骨17096片，其中仅有8片卜骨(占卜所用的动物骨块)，余者皆为卜甲(占卜时用的龟甲)，都属于武丁(商朝第二十二位国君)时期。第二次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甲骨坑内发现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甲75片，余者都是卜骨，其年代争论很大。第三次是在1991年，花园庄东地灰坑H3内发现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79片，以大版卜甲为主，属于武丁前期。

　　殷墟的大规模发掘对认识商王朝的社会面貌意义重大，因为甲骨文只是商王室以及贵族记录占卜事项的记载，并不能全面反映商王朝的历史。

　　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中曾指出：

　　“就殷文化全体说，有好些问题都是文字中所不能解决，而就土中情形可以察得出的。”

　　90多年来，殷墟考古发掘陆续展开，发现有铜炼渣、青铜碎片、陶范、玉石料、原始瓷器等手工业相关遗存，还发现较多王墓和贵族墓葬，多有殉牲，并出土了青铜礼器群、玉礼器群等高规格遗物。主要文化遗存分布在洹河(又名安阳河，是安阳的母亲河)两岸，总面积约36平方千米。都邑布局为多点连片的“族邑模式”，存在两个中心点，一个中心点是以小屯、花园庄为核心的宫殿宗庙区，另一中心点是以侯家庄、武官村北为核心的王陵区。

　　在殷墟西北的洹河北岸，还发现了另一座城址，即洹北商城，由郭城(约470万平方米)、宫城(约41万平方米)和小城(约6万平方米)三部分组成。洹北商城很可能就是盘庚所迁之殷，到了武丁之时，宫殿区向西南移至小屯一带。

　　经过多年的发掘，在殷墟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和王陵区，逐渐揭示出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完善了关于商王朝分期与年代、文化分布、礼制与信仰、经济与社会、生业与环境等方面的研究。丰富的文化遗物与甲骨文字资料共同揭开了商王朝的历史画卷，确证了殷墟乃是商代都邑，始于公元前1300年的盘庚迁殷，一直到帝辛。

　　可以说，考古发现的文化遗物及甲骨文一同确立了商王朝的信史地位。(作者简介：李鹏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夏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讲师）

【编辑:曹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