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资源诅咒”关键在“转”

　　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不少城市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破解“资源诅咒”，关键在“转”，通过转变观念、转换动能，推动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由2012年的15.7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近30万亿元，10年间增长了近2倍，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经济学中有个“资源诅咒”理论，指的是一些地区拥有某种数量庞大的不可再生资源，却因为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反而落入工业化落后、经济结构单一、产业转型难的窘境。如何走出“因资源而生而兴、又因资源枯竭而衰”的陷阱，推动资源型城市尤其是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是世界性难题。

　　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历史上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不少资源型城市走的是“先生产后生活”“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特别是一些资源枯竭城市，发展减速、产业收缩、人口流出等问题较为突出。破解“资源诅咒”，关键在“转”，通过转变观念、转换动能，推动资源型城市实现转型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当前，这一工作虽已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不同城市的产业基础千差万别、发展阶段各不相同、转型进度差异较大，总体上看依然在爬坡过坎。对于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的历史任务，要久久为功、持续推进。

　　首要在民生。资源型城市转型，首先要把民生保障好，特别是要保障最困难群体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累计安排中央资金约2500亿元，支持资源枯竭城市、采煤沉陷区、独立工矿区统筹解决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转型突破口，加快补短板、强弱项，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和民生改善。

　　优势在资源。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能源供应地和基础工业集聚区，资源型地区对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统筹做好资源能源开发与保护，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水平，加强资源能源保障能力建设。据统计，截至2022年，近六成地级资源型城市建成了国家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基地；新能源装机容量年均增速超过50%，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已占全国四成。有的地区还在“光伏+”采煤沉陷区修复、利用废弃矿坑建设地下储气库群等方面，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矿区利用模式。

　　基础在产业。从“一业独大”转向“多业共兴”，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必然选择。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并不意味着要简单抛弃原有产业另起炉灶，而应立足自身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和特色服务业，在培育接续替代产业中把“有中生新”“无中生有”两篇文章写好。在这方面，一些地方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例如，安徽铜陵发展铜基新材料、光电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7.9%、居全省第二位；辽宁阜新的新能源、绿色食品、高端装备、精细化工等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80%，氢能源、无人机等新兴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得到根本转变。

　　关键在创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持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把优化营商环境摆在突出位置，通过市场化手段培育经营主体尤其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依托长期以来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工人优势，营造更加开放、公平、灵活的创新创业环境，补齐转型发展的科技和人才短板，深挖创新这个不竭的“富矿”。完善资源能源开发秩序约束机制、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落实接续替代产业扶持机制、健全资源开发补偿和利益分配共享机制，以长效机制为转型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根据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我国资源型城市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种。对于正在成长成熟的资源型城市来说，要未雨绸缪，尽早谋划“第二增长曲线”，不能等到资源枯竭了才考虑转型。转型不易，但别无选择。（经济日报 熊丽） 【编辑:曹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