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游文脉的话头

　　仙游文脉从何而来？

　　她从来不是凭空而来，也并非天然长成。她是中华民族文脉中的一枝，在漫长的岁月里被不断滋养，生发出自己优雅的样貌，以钟灵毓秀的文化地理、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灿若星河的文化人物、华光叠彩的文化艺术、慎终追远的文化习俗，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钟灵毓秀的文化地理

　　仙游的得名，流传最广的是最具仙山仙水气息的“九仙说”。

　　成书于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的《仙溪志》，记载了唐天宝元年(742年)，因泉州设清源郡使郡县重名，泉州别驾赵颐正奏请改清源县为仙游县。《仙溪志》的编修者黄岩孙，立志“订郡志之失纪载者，访碑刻之未流传者”，完成了这部现存最早的仙游县志。他在书中特别记录了“仙游”得名之源：“是谓县有九仙人姓何，以兄弟九人登仙得名，遂改为仙游县，隶清源郡。”后世乾隆《仙游县志》还称此渊源真是“典而雅也”。

九鲤湖。林瑶 摄

　　何氏兄弟“跨鲤成仙”的故事，发生在钟山镇的九鲤湖。九鲤湖有湖、洞、瀑、石之奇，被徐霞客称为“福建三绝”之一，有人说其间四叠双瀑还是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取景地。仙游的九仙文化以及延伸的祈梦文化，是道教神仙系统对民间信仰神祇的收录，兼具有儒释道成分。何氏九仙是否确有其人，不敢妄断，但作为特殊人物符号长生于史籍传录与民间故事之中，并在后世被不断演绎丰富，却是无疑。

　　无论如何，仙游人选择了本邑山水最明秀、最符合文化审美的地方，来承载最久远的、最浪漫的，也与他们一生相关的传说。“九人炼丹于湖上。丹成以食鲤，鲤变而朱，其傍有两翅，昂首喷沫，便招风雨，湖水为溢。一日，鲤数跃欲飞，九人各乘其一上升。”这样玄幻的描绘，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对遥远未知空间的想象与追索。

　　“一灵感格通无眹，九鲤飞腾去不还。赢得人间传胜事，来游车马日跻攀。”当这种想象与追索以文化的形态沉淀，为九鲤湖留下了历代文人墨客隽永的诗文，也使其成为本县摩崖石刻最为集中的地方。

　　与九鲤湖同在“万山之中”的游洋镇，曾是兴化县的治所，尤其在宋代“文物几甲八闽”，被誉为“山中邹鲁”。“邹”是孟子故乡，“鲁”是孔子故乡，“邹鲁”之称代表了对中华文脉的追崇，也代表了文化昌盛之地。在距离“邹鲁”之地遥远的仙游，能有山海皆邹鲁的美誉，实属特殊。

鹿鸣桥。(郑纪人物处配图) 张颖 摄

　　“海滨邹鲁”之“海滨”，得赖仙游唯一临海的枫亭镇。枫亭的太平港在宋元时通商便利、十分繁荣。元至正三年(1343年)的仙游状元林亨在《螺江风物赋》详述其景：“舳舻衔尾，风涛驾空。粒米之狼戾，海物之惟错。遐珍远货，不可殚名者，无不辐辏于南北之贾客，朝夕之渔翁。”北宋名臣、枫亭人蔡襄的《荔枝谱》中也有记载，用红盐法制成的荔枝干通过莆仙的海外航线可“舟行新罗、日本、琉求、大食之属”。虽然历代朝廷对海外贸易限制严格，仍有仙游人随着航线的延伸“冒风涛，历险阻，以谋利于他郡外蕃”。经过上千年不惧风涛险远的远行与归航，独特的侨乡文化也逐渐在仙游清晰和丰富起来。

　　同相邻的泉州有六胜塔，福州有罗星塔一样，太平港也有自己的航标塔。建在塔斗山顶的天中万寿塔，俯视河口，一览沧海，又被称为望海塔。关于万寿塔的建造时间，学术界略有分歧，还有传说是蔡襄以建造洛阳桥的余石筑成，但普遍认为建成于五代到两宋之间。

万寿塔。 陈芝 摄

　　阿育王塔式的万寿塔是一座吸收了异域文化特点，并融合了丰富的儒、释、道以及民俗文化元素的建筑珍品。海上变幻莫测对航船的威慑，海潮倒灌民居和田地的经历，使民众的朴素诉求体现在了这座塔的建造中。比如，塔身四转角各立有在佛教里传说会食龙的金翅鸟，但在须弥座束腰又浮雕有与传统中国龙形象并无二致的八条蟠龙。金翅鸟的艺术形象通常是爪擒恶龙或毒蛇，经过了中国化之后凶猛狠恶的形象被逐渐淡化，祥和的色彩更为浓厚，在万寿塔上则表现为双爪各缚一条绳索的造型。是否设计者并不完全俯身于未知的强大力量，而是在传达一种精妙的平衡，希望这种力量更好地理解人的愿望，既降服兴风作浪的恶龙，又不要误伤带来风调雨顺的祥龙？

　　脚踏祥云的龙形象，同样出现在无尘塔的门柱上。这座福建最古老的空心石塔，始建于唐、重建于宋，深藏在西苑乡凤山顶。无尘塔缘起于九座寺，开山祖师是正觉禅师。正觉禅师生于唐元和二年(807年)，俗名陈智广，也被称为智广祖师。《仙溪志》说他生下来就不食荤腥，行于日月之中竟有十二个影子，常持铁钵并有一只白犬随从，祈祷雨泽、叩祸福事很是灵验。对五谷丰登的期望，使民间关于正觉禅师的传说玄之又玄，甚至认为他是宝树王的化身。正觉禅师将九座寺发展成当时福建的重要丛林，相传与祈雨灵验的民生功能不无关系。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仙游境内大旱，寺僧们抬出了祖师的塑像，果然祈来了雨水。宋孝宗在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哲宗加封“慈应”之后，又为正觉禅师加封“普济”。此外，中唐时隐居南林寺传说示寂前咏作“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的了明禅师，唐咸通年间初建泉州开元寺东塔的文偁禅师，受北宋皇帝诏阁问道的雪径净明和祖照禅师，元代敕总管属邑八十六庵院的无隐禅师，清末重建怡山西禅寺的微妙禅师等等高僧都出自仙游。

　　仙游人信仰的也许并不是佛道的形象，而是来自天地的力量，使那些辛苦埋下去的种子、仔细梳耙过的土地，获得自然公平的对待，或是一季相适的气候，或是一场眷顾的雨水。他们寻找与自然沟通的媒介，又恰好这里有俊秀的山川，足够供奉的物资，以及包容的风气，寺院道观便逐渐更多地建立起来。但不管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在中国化进程中的佛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与乡土相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木兰溪。傅振宇 摄

　　一脉水，一脉方言，一脉文化。仙游的母亲河木兰溪，串联了人杰地灵的仙游文脉。她发源于钟灵毓秀的戴云山脉，碧水安澜、文脉流芳，是福建主要河流“五江一溪”之一。木兰溪流经的地方，生养莆仙人，通行莆仙话，孕育了特殊的语言和文化环境。莆仙话的形成，与历代的人口迁徙有关，也有民族融合的原因。以北方移民带来的中原古汉语为本，莆仙话在语音和词汇上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许多特点，并因为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也有异于福州话和闽南话。

　　山的涵育、溪的滋养、海的补给，使仙游文脉兼具坚韧、聪慧与包容，并始终保持在传承中发展、在融合中蜕变、在吸收中进取的文化底色。

　　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

　　仙游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自然条件，留住了由中原入闽携带先进生产技术与丰厚文化积淀的群体，也留住了经史典籍等更多文化载体，催发了文教的衔接与发展，使中华文化的根脉与枝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地瘦载松柏，家贫子读书”。这句莆仙千年家训和学子的座右铭，传说缘起于同榜高中的两位莆田才子。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在召见状元黄公度、榜眼陈俊卿时问及，为何兴化军“枌榆未五里，魁亚两双标？”黄公度回答：“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陈俊卿则回答：“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宋高宗听后评价“公度不如卿”。莆仙学子读书上进的故事也由此流传下来。

　　莆仙的学子们在两宋屡登龙门，源于文教传承所作的预备。清乾隆《莆田县志》评价：“莆之衣冠文物，实自露兄弟开先之也。”学者也一般认为，南朝梁、陈年间，郑氏南湖三先生“开莆来学”，为莆仙文化教育首开先河。

　　从河南荥阳迁移而来的郑露、郑庄、郑淑在莆田南山建湖山书堂，既授业又藏书，使当时开发水平相对落后的莆仙地区，先行改变在唐以前“闽人不知学”的状况。郑庄、郑淑两位先生后来迁居仙游，分别在浔阳(今菜溪乡菜溪村)和巩桥(今赖店镇圣泉村)设书堂，是为仙游文教之起源。

　　清乾隆《仙游县志》建置志记载“梁中郎将郑庄宅，在浔阳。”社硎乡湖洋村存有始建于明代的郑氏宗祠，悬有“文章初祖”和“金紫流芳”匾额。郑庄墓在今菜溪象鼻山、郑淑墓在今鲤南飞凤山，两贤后裔在仙游衍播千年，俊才辈出。在1985年的文物普查中，还曾从郑氏后裔处征集到一块“唐常州别驾郑公墓”墓碑，研究者认为是郑淑的墓碑，现藏于仙游文庙。些些史籍遗痕，可做遥远史实之的大致佐证。

仙游文庙。林山 摄

　　仙游文庙，是古代本县最大的教育场所，也是官办县学、庙学合一的文脉殿堂。其前身是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城西清源县学，大致在今天的城隍庙位置。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由县尉段全择“东山左峙，宝幢右翼”之地，迁建于县南今址。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知县赵公绸重修文庙并完善规制，设学长、直学、学谕、教谕，并有忠告、明伦、笃志、懿文、宣德、诚意“六斋”，大书法家米芾还为尊道堂书匾。明正德年间，文庙始建有名宦祠祀贾郁等47人、乡贤祠祀郑淑等91人。仙游文庙几度兴废，经历60多次重建、扩建或修缮，见证了千年的岁月变迁，代代学子青衿云集，始终弦歌不息、学脉不断。

　　致仕官员和隐士，在仙游建学堂书院的也有不少。唐僖宗中和年间，“飞钱陈”的入闽始祖陈鄙，隐居于折桂里(今榜头镇)，结草堂数间，治园为生，赋诗自适。他在光埔白岩院筑书堂，主要以六经教化学子，被称为“万泉先生”。 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博通坟典”的国子助教茅知至辞官回乡，就在赖店建双林书院并授徒讲学，倡六经孔孟之道。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的特奏名进士喻峙，在仙游城北建大飞书院，陈谠、陈师复等许多文人曾到此讲学题刻、觞咏唱酬。

　　历代大儒，对仙游教育的发展也多有遗泽。朱熹就曾在鲤城金石书院、度尾东山书院、枫亭会元书院讲学，仙游学子从其游学者也为数不少。宋代史学家、莆田人郑樵写《通志》时，也曾到过东山书院，并留下诗句：“一掬金丹向晓风，山前草木尽苍茏。读书便是神仙味，更笑行冲问药翁。”相传这首劝学诗曾被挂在院塾里，供学生们诵读。

　　值得一提的是，仙游地区兴盛的禅林，与书院教育也产生了关联。有些布施者在捐赠寺院的同时也把书堂设在其中，一些寺院在废弃后重修为书院书堂。比如，仙游的东山书院、文昌书院都与寺院有特殊渊源。

　　仙游的女性在教育家族子弟方面，也致力颇勤。南宋宰相叶颙的曾祖母黄氏，在二十多岁时守寡，倾尽家财开设义斋，专门聘请老师教授子弟读书。受此福荫，后来叶氏家族出了“一门八进士”，并以贤良清正之风流芳后世。

　　仙游私人藏书、家族藏书丰富，也对文教大开、文脉发展有很大助益。罗峰傅诚是北宋名臣傅楫裔孙，官至司封郎中，曾跟随朱熹学习，爱与清介之士交游。傅诚唯好读书，常以俸换书，既承崇儒好学的家风，也接续家族藏书传统广罗典籍。罗峰傅氏在宋代“三世登云、四代攀桂”，出了25位进士，与藏书传承积淀深厚不无关系。

　　南宋郑侨是史学大家、藏书大家郑樵的从子。郑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得万余卷，还创立了“求书八法”。郑樵离世后，藏书传于郑侨。郑侨继承后又多方搜访，加以丰富，后传子郑寅。郑寅博间强记，多识典故，以经、史、子、艺、技、文、类为“七录”，构建了自己的藏书体系。晚年郑寅迁居莆田，现在的城厢区书仓巷就因是他当年藏书地而得名。

　　藏书为著述提供了催化剂，有不少仙游藏书家著述等身。据乾隆《仙游县志》统计，从唐代到清乾隆年间，计有仙游籍作者121人、著作268部，在最盛的两宋间有作者76人、著作156部。

　　历经千年的赓续传承，仙游文化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新起点。作为重要侨乡，有着深厚爱国爱乡情结的华侨华人，对仙游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闯荡四海，尝尽甘苦与沉浮，尤其对教育的重要深有体会，把回馈桑梓的最重点放在帮助家乡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上。他们寄回侨批询问教育情况，他们送来侨汇资助家乡学子，更慷慨解囊捐建侨校。今天仙游的华侨中学、第二华侨中学、道德中学等学校都是以侨胞为主捐赠的。

　　“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佳”。崇文重教的传统，改变了许多出身寒门的仙游人的命运轨迹，也代表着一种从未断过的矢志奋斗的文化力量。

　　灿若星河的文化人物

　　“论山川，必以产人杰为重。”家乡的学风之盛名扬于世，曾让蔡襄十分自豪地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写道：“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

　　文教的异军突起，“家贫子读书”的学风传承，让仙游的文武才子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施展抱负。当仙游“科第蝉联、簪缨鼎盛”，他们或成为“庆历之谏臣、元祐之君子、乾道之相业”，或享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侍制”，或以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身份，将自身才华与家国天下紧紧联系在一起，也走进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滚滚洪流。

　　《仙溪志》唐宋人物传记中，写在第一位的就是诗人郑良士。唐昭宗景福年间，孝仁里(今赖店镇)人郑良士一次竟上表献诗五百余篇，很受赏识，而“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被授以国子四门博士，后来任康州、恩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弃官归隐后，郑良士纵情山水，与名士唱酬，诗风更为雅逸超脱。郑良士的八个儿子也是文采飞扬、登科入仕，被称为“郑家八虎”。

　　“九溪瀑影飞花外，万树春声细雨中。”在仙游人文初兴之时，郑良士如飞瀑般脱颖而出，而仙游人的诗词文章也将似万树春声，在中华文脉中浴雨而生、占一片好光景。

　　诗词文章为国为民者，方是最高华。“忧国怀家睫不交”“刚肠似石那能拗”，南宋王迈为官强项不屈，作文一腔豪情。他认为“文亦有活法，先使意气张；如破劲敌垒，须擒贼中王。”其诗、词、文俱有见识和风骨。对于当时“吏肥富熏天，民贫怨刻骨”社会毙病王迈予以抨击，对于冗兵不振他也大声呐喊：“呜呼！安得善猎与善兵，使我一见而心惬！”他的作品中始终闪烁着以诗映史的现实主义精神，“文字脍炙人口，其论谏雷霆一世。”王迈的作品在当时就很受关注，故存世较多，由《全宋词》收录十九首、《全宋诗》收录五卷、《全宋文》收录十七卷。刘克庄推崇王迈的风度与文章：“天壤王郎，数人物、方今第一。谈笑里、风霆惊座，云烟生笔。落落元龙湖海气，琅琅董相天人策。”

　　这位宋末文坛领袖、苏辛派词人重要代表刘克庄，常与仙游文人以诗唱酬，流连于仙游山水名胜，直白地用诗歌来表达对仙游风物的情感，甚至冒出想搬家落户的念头：“不见层岗与複岩，眼中夷旷似江南。烟收绿野连青嶂，树阙朱桥映碧潭。丞相无家曾住寺，聘君有字尚留庵。荒山数亩如堪买，径欲诛茆老一龛。”

　　这首诗里写到的“无家曾住寺”的“丞相”，正是仙游官宦清廉正直群像中的典型叶颙。当人们感慨于仙游科甲的成绩时，那些风骨凛然的政治精英，对中华文脉重要组成的廉政文化的贡献更不应被忽视。

　　叶颙是今大济镇古濑人，官至尚书左仆射兼枢密院使。据《宋史·叶颙传》记载：“颙为人简易清介，与物若无忤……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旧”。宋孝宗在乾道元年(1165年)召对叶颙问：“当官以何为先？”他回答：“清廉固臣子之本分，以公忠为先。”叶颙在返乡时，因家中没有修葺，又不愿以私事住官家驿站，栖身在离家尚有三十余里的龙华寺。叶颙以观文殿学士致仕，因为人清介、为官廉洁，死后得谥“正简”。相传大儒朱熹拜谒叶颙墓时见不设墓亭也无石像生，感慨其简朴，特挥毫书“后世必昌”以纪之。

　　《宋史》中记录的另一位仙游廉吏，是蔡襄的曾孙蔡洸。作为帮助宋孝宗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理财顾问，蔡洸常以“财无渗漏，则不可胜用”为念，在任上多有善政。他曾任司农少卿、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户部尚书等经济要职，却纤尘不染、宦囊萧然，还常将所得俸禄“以振亲戚之贫者”。这位廉吏在去朝之日“囊无余资”，只好将皇帝赏赐的银马鞍变卖以筹措路费。

　　仙游历史上频生廉吏，也多出直臣，除任御史谏官者多之外，更与文脉正气相关。

　　在《宋史》有传的，还有节守刚毅的王回。王回是折桂里(今榜头镇)人，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的进士。元符二年(1099年)，宋哲宗废孟皇后而立宠妃刘氏，右正言邹浩认为将坏朝纲意欲上奏又挂念老母，私下与王回商议。王回与邹浩志同道合，认为“事宁有大于此者乎”，劝他“移孝为忠”。邹浩上疏谏言，并指权相章惇之短，被贬新州。南迁之时，人莫敢顾，唯独王回慷慨大义，为邹浩张罗行装路费并安慰母亲。王回受牵连被逮捕下狱时，还大声诵读邹浩“几两千言”的奏章。在《宋史》中特地留有凄凉的笔墨，描述这位忠直之士在被罢官除名之后，孑然一身“徒步出都门，行数十里”。当儿子追来问家里怎么办，他竟漠然无言。王回不畏权贵，也不惧巫鬼。任江陵松滋县令时，当地有“用人祭鬼”的恶俗，以至商旅不行、民生凋敝。王回雷厉风行、严加惩治，使恶俗断绝、民风归厚。

　　北宋绍圣初年，孝仁里(今赖店镇)人朱绂被旨召对提出“正心、诚意、知人、安民”，得宋哲宗任命皇宫侍讲。朱绂立朝皆正色谠言、无所顾忌，常常上疏力救因忤怒蔡京被贬的循吏，也为流放在外的元祐臣僚据理力争。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复相。朱绂遗书蔡京，怒斥其鼓吹新法不过“特借是以固权位、复恩怨尔”。是书惹蔡京大怒，朱绂很快又遭打击，落职提举洞霄宫，被排挤出朝堂。蔡京当权时，有不少仙游人同朝为官，但多不肯与之同流。民间对蔡京仙游人的身份诸多避讳，也是对为官为人界限与价值的一种自发审定。

　　南宋郑侨饱学多才，在乾道五年(1169年)为宋孝宗亲擢殿试第一，授签书镇南军节度判官。郑侨善理财，又肯为民请命，救荒之举在镇南、浙淮、建康等地颇见成效，为各地所效法。淳熙十六年(1189年)，郑侨受命出使金国，受金人挑衅，欲引其从金国臣僚进表章的东上阁门入。郑侨手持国书，风骨凛然，傲立不从。据《金史》相证：“宋显谟阁学士郑侨、广州观察使张时修等贺正旦。上大渐，宋正旦使遣还”。此事为郑侨一生官迹之亮点，为朝堂江湖交相称赞。嘉定八年(1215年)，郑侨病逝，追赠太师、邠国公，赐谥忠惠。

　　明代郑纪也是仙游历史上一位重要经济名臣，活跃于英宗、宪宗、孝宗三朝，病终后赠户部尚书。他政绩显明、文行昭著，尤其在理财救荒上很有建树。郑纪曾提出《上清理财赋四事》，建议国家广边屯、征寺租、折逋负、清钞贯以解决边防不支、民力不堪的问题。他也特别关心民瘼，提出《备荒六事》，建议国家统一调度，以丰补歉，在中国荒政制度史上留下仙游人的笔墨。郑纪曾在归隐故里20多年间兴学劝耕、植树造林、革除旧弊、涤荡民风，倡建青龙、嵩溪、鹿鸣、步云、登瀛等桥梁，为民众所称颂。

　　文星点点，武将也不遑多让。

　　在《东坡全集》卷六十三中，可以找到一份《乞擢用林豫劄子》。苏轼对林豫青睐有加，在元佑七年(1092年)的这份奏章中向朝廷推荐：“其人勇於立事，当有为国捐躯之意，试之盘错之地，必显利器。”绍圣四年(1097年)，北宋与西夏边境兵凶战危，西夏军队撤霸桥深入。林豫时任河北沿边安抚使，兴筑城栅，巩固要防，抵御入侵。黄仲昭曾在《未轩文集》中赞其“备边有策，临民有惠”。

　　林豫“为国捐躯之意”，投射到跟随他悉知边事的两个儿子身上。长子林师舜在靖康年间“以守职不肯避虏”，全家死难。次子林师益，是北宋末年一员名将。名儒杨时向宋徽宗力荐林师益“通晓军政”，旋授京畿正将。宋人李俊甫的《莆阳比事》及周瑛、黄仲昭纂《重刊兴化府志》有师益死国较详细记载。林师益授京畿正将后，守御郑州、原武，在“诸将皆遁”之势下巍然不动。后林师益奉命孤军倍道回援京师，在封丘率部大破所遇之敌后，受重兵重围。他鼓励部下“虏众我寡，吾当以死报国”，遂力战而死，以身许国。此外，林豫三子林师说也深通军事，勇而有谋，南宋莆田大儒林光朝专为其撰《林兵部墓志铭》。

　　南宋名将陈吉老，少通春秋三传，学孙吴兵法。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他在清流县丞任上，组织民军打退一万多袭扰闽西的金兵。绍兴初年在京东提刑任上，率部收复宿、毫、徐、海四州失地。他提出“练将率、广储积、修城堡、集民力、严策应”等五策，得宋高宗赞赏并提为延州安抚使。他痛恨秦桧，力持异议，最终遭受排挤而北伐壮志未酬，卒于任上。

　　崇文尚武之风，也让仙游民间多生豪士。仁德里(今龙华镇)人魏昇少年习武，在清乾隆《仙游县志》有传，说他16岁时即有“一日射三虎”之骁勇，后跟随名将沐有威学习兵法。魏昇招募训练乡勇组成的“魏家军”，在明成化年间屡奋英勇，痛击侵犯南日岛、海门岛等地的倭寇。魏昇在家乡买谷平粜、固堤筑坝、义田助民，乡民为祭祀他而建有壮烈祠。

　　论及仙游文脉中的历史人物，蔡襄可能是千百年来最为耀眼的那朵星辰。1012年，蔡襄在枫亭一户农家出生。他正直忠厚，政绩卓然，文光射斗，是文学家、书法家、藏书家、建筑家、农学家、发明家、军事专家、水利专家，也是廉吏楷模、贤臣示范。蔡襄甚至因断案如神被宋仁宗夸赞：“君谟精吏事，京府无冤狱”，因在乡里普及医学被朱熹赞曰：“此仁人之心也”。 在政治上，蔡襄是“庆历新政”的坚决支持者，弹劾吕简夷力荐范仲淹，还曾不畏权势作《四贤一不肖》诗，盛赞范仲淹、欧阳修等四贤。在军事上，蔡襄指出当时军队“处将乖宜，练军不实，官名不正”的问题，并建言减少冗兵、整顿军治、加强边防。

　　更为世人传颂的是蔡襄在民生上的贡献。在福建路转运使任上，蔡襄“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使民生得以恢复。嘉佑四年(1059年)，得赖蔡襄立石为粱、种蛎作础的发明，“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的万安桥建成。蔡襄欣然为之作记勒石，悉数建造者，唯独不提自己的功业。为庇道路免行旅酷暑，蔡襄发动官员民众自福、泉、漳于道旁植树700余里，闽人刻碑纪德，还有民谣“千古万古摇清风”之颂。

　　那灿若星河的中国文化人物的品德、操行、才华、业绩，仿佛都可以在蔡襄身上找到印证。他走过的地方，人们感激他、纪念他，他写下的《荔枝谱》《茶录》，建造的陂渠桥梁，倡导的民风民俗，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存。

　　当仙游人文蔚起，仙游人物频频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他们的故事被载入历史，也被民间传颂。而他们身上闪耀的崇文重教、爱国爱民的精神，更以典范的样貌成为仙游人历代追崇的文化气质。

　　华光叠彩的文化艺术

　　随着那些仙游人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文脉的星河，仙游文脉已非孤悬在外、静安一隅，而是带着特殊的文化精神，积极地参与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变、发展、鼎盛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先贤的开创与集体参与下，浓厚的文化积淀成就了文化艺术的喷薄，书法、绘画、雕刻、戏曲、音乐等等各簇繁花也随之绽放并延展开来。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蔡襄自书诗》卷，在2013年被列为国家禁止出境文物。北宋皇佑二年(1050年)，蔡襄由福建转运使赴任汴京修起居注，一路北行半年多，得五言与七言诗共11首，书于此卷，行楷略备，无不臻美。蔡襄的书法“科斗、篆、籀、正、隶、飞白、行、草、章草、颠草，靡不臻妙，而尤长于行。”在星光闪耀的宋代，他的作品被欧阳修誉为“独步当世”。同为北宋书法四大家的苏轼也给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的评价。南宋诗人陆游则将欧阳修的文章、蔡襄的书法、梅尧臣的诗歌，合誉为“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更为重要的是，蔡襄的书法上承唐代尚法派，下启宋代尚意派，使得书法艺术更加人性化，是中国书法传承和创新的重要一章。

　　书与画，其具两端，其功一体。登大雅之堂的，还有仙游画家的佳作。在人民大会堂国宾厅，悬挂有《松青鹤白东方红》《松鹤遐龄》两件体法高古的巨幅画作。朝日喷薄，苍松伟岸，仙鹤雅逸，在国家重要的外事活动场所，向世界展现中华底蕴和大国气派。这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根据度尾画家李耕的画稿，由他的高足张英运用福建传统堆漆工艺制作完成的。李耕稚童早慧，刻苦好学，少年时因家贫在母亲过世后随父亲卖画为生。他白天砍柴，夜晚燃竹篾为灯，苦练画艺，终成大器。李耕的画“熔百家而不沉于一派”，为海内外人民所喜爱，《东坡笠屐图》《秋雨归帆》在1928年中法绘画联展上摘得桂冠，被徐悲鸿赞誉“有以奇拙胜者，首推李君耕，挥毫恣肆，可以追踪瘿瓢，其才则中原所无。”

　　同样走出国门的，还有被吴昌硕称为“人物第一家”的李霞的作品。在《福建省志·文化艺术志》中，李霞与李耕被同归于“仙游画派”。李霞的《十八罗汉渡江图》和《函谷骑牛图》，分别参加了1914年巴拿马全球绘画赛会、1923年纽约全球赛会，双双获得优等奖章，让世界人民感受到仙游绘画的独特魅力。抗战期间，李霞笔下“工写互参”的翎毛、山水、人物，多了热血报国的壮怀激烈。1935年，李霞与闽侯人何遂在南京举办“李云仙何叙甫两先生国画展览会”，还特刊了一方“我非亡国奴”印章。何遂毁家纾难，卖掉自己所有的房产捐款给国家。李霞则委托南洋爱国会义卖了五十幅画作。据李霞后人回忆，在战事胶着之时，身患胃癌的李霞支撑病躯，坚持作画支援抗战，并在每幅画上钤印“国难当前，卖画助饷”。

李耕画作。(仙游县博物馆供图)

　　在仙游，似乎艺术品与工艺品在艺术标准和运用范围上的界限沟壑并不那么深。仙游的艺术家愿意为百姓生活增加色彩，百姓也日用不觉地体验美学。林肇祺、李耕等大家的画作就经常出现在民居和宫庙祠堂中。郭怀师徒的石雕作品则留在了仙游文庙、度尾南潮宫、鲤城东门石坊。木雕工艺是仙游民居的重要装饰，并由民居的需求延展到艺术创作的领域，在今天发展成“仙作”产业，继续泽被后人。

　　仙游人重视祖居，加上行走八方带回多元的建筑理念，使仙游民居体现了自己的建筑语言。侨厝就是其中很有特色的建筑艺术作品，也是五洲四海游子在家乡的根脉所系。

　　据普查，仙游县由华侨出资建造的50年以上建筑现有81处，龙华镇貂峰村远峰厝就是其中一处。“远峰”取意“远离家乡踄洋泗地展鸿图，峰叠图屏返里庚投建家园”，该厝由印尼华侨吴嘉模于1958年动土并耗费十余年建成。远峰厝燕尾飞檐、红砖赫瓦的建构，以及厝内“麒麟送子”“渔樵耕读”的装饰元素，都是中国式的表达，而墙面贴砖则形状多样、缤纷炫彩，带有南洋风格。

　　仙游建筑融入多元文化的例子可以追溯到更早。比如，形成于南宋，全国少有以“丁”字排列民居的盖尾镇前连村；形成于元代之前，莆田市唯一同时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的石苍乡济川村等等。

　　同样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还有缘起于唐五代、形成于宋，成熟于元、兴盛于明清、焕新于现代，被称为“南戏活化石”的莆仙戏。莆仙戏以中原地区“百戏”为源头，广泛吸收北曲南戏艺术元素，其中不少传统剧目被学者称为宋元“南戏遗珍”。老舍曾在观看鲤声剧团演出的《春草闯堂》后写下：“可爱莆仙戏，风流世代传。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到了19世纪，莆仙戏还频繁走出福建，到我国的台湾地区和南洋各国演出。

莆仙戏剧照。(仙游县委宣传部供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莆仙戏班艺人挺身而出，排演抗战剧目。仙游成立了“抗日剧社”，陈啸高、郑田青等人一群爱国青年，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四处公演巡演。据《莆田通史》统计，在抗战8年间，剧社演出了独幕剧50个、多幕剧19个、歌剧和哑剧各1个。

　　仙游县鲤声剧团曾九次进京献演，1959年还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1960年，按照周总理指示，鲤声剧团在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戏曲片莆仙戏《团圆之后》。

　　慎终追远的文化习俗

　　独特的文化生态与人文精神，反映在了仙游人特殊的习俗文化，最为重要的是家国情感的投射。赞美爱国的英雄、凝聚亲近的族群、迎接远归的家人，融入了仙游人的骨血与信仰，而在表达形式上则体现了仙游人的欢喜与浪漫。

　　从中原迁移入闽入仙的人们，在新的落脚点保持着族群的结构，在仙游历史特别是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影响，也受到了史家的积极关注。比如，《仙溪志》就以特殊的编撰体例来关注仙游的家族群体，别出心裁地处理《人物传》的排列方式，将蔡襄家族等比较有影响力的群体人物集中叙述。

　　远道而来的这些中原人士，经历永嘉之乱山河破碎的痛楚，天然带着家国的情怀。聚族而居的初期形态，使他们需要建立祠堂、修纂族谱以“敬宗收族”，更激发了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对后辈培养的不遗余力。祠堂、祖庙、宫社建成，绘制画像、供奉祖先，把崇拜的神祇或对当地有重要贡献的先贤请入，成为“举族集祠下，恪恭祀事”的场所。

　　对祖先的祭祀常在重要节庆，以及学子登科、大厝落成、新人成婚等重要喜事时，期间还常请来莆仙戏戏班演出。过去不少村镇在祠堂附近搭设戏台，供全村老少一同观看，各家其乐融融，成为乡里交流感情的载体。祭祀的贡品一般比较丰盛，大的祭祀活动常备有猪羊，但对普通家庭也有简化的惯例。比如，以猪头、猪肝、猪尾为“头尾肝”，象征供奉了一头整猪；贡品不用一整盘时，可用三个一组来代替。象征团圆的“红团”、象征吉祥的橘子经常出现。也有一些与方言谐音的供果，比如仙游话叫做“地生”，寓意“添丁”的花生。祭祀结束，一家人摆上筵席，“飨祭余而归”，一些贡品也常被送给帮忙的同乡或者周边的妇孺老幼。

　　以戏曲娱神，呈现的是村社人群的欢喜；以美食敬宗祭祖，享用的是远方归来的亲人。仙游人还特别看重清明、冬至两次扫墓，常常举家返乡。

　　仙游人把对家的感情扩展到对国家的感情，尤其明代倭寇带来的剧痛，更使这种意识刻骨铭心、代代相传。明嘉靖年间，倭寇屡犯兴化，烧杀抢掠，带来深重灾难，包括众多文人在内的莆田人民惨遭屠戮，文脉更是劫难空前、受创至深。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兴化府城陷落。倭寇毁坏府学，杀进士19人、举人53人、庠生350多人。创立“三一教”的林兆恩率门徒收殓遇难尸骸，竟达一万六千多具。

　　倭寇直接进犯仙游，尤以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仙游之围”最为惨烈。面对一万余倭寇围困，而城内仅有守军二百多人的悬殊对比，知县陈大有率仙游兵民拼死抵抗，智勇兼用牵抑敌军，死守了50多天直到戚继光援军赶来大破倭寇，是为荡除福建倭寇的重要之战。

　　这段历史除了在仙游留下“十八战”“九阵尾”“五百洗”等地名，以及祭祀戚继光的戚公祠，也在习俗上留下仙游人民与戚家军保家卫国的文化遗痕。

　　最为特殊的是对仙游春节年俗的影响。仙游人除了在大年三十“做岁”，还要在正月初五“做大岁”，缘起就是倭寇大屠杀后退走，逃亡的百姓回到家中补过春节，并把初二作为“探亡日”，相约回避亲友互访。莆仙地区特有的“白额春联”，即在红纸之上露一白头，就是为了纪念离世的亲人。传说初二日“探亡”以后，老人们摆宴席召集亲人庆祝劫后余生。后来，仙游人选择大年初三，为年龄逢“十”的老人们“做寿”，阖家欢庆也答谢乡邻与亲朋。

线面制作。郑金相 摄

　　仙游人在大年三十这天要吃线面(有些地方在初一早上)，并配以“长菜”，主要是菠菜，有时也用韭菜。一根线面据说长可达一公里，因为莆仙话中“长面”与“长命”谐音，成为仙游年俗中最重要的食物，代表平安顺利健康的祝福。跟兴化米粉一样，线面也是种速食食物，滚水中汆烫片刻就可食用，远行的游子们常常会带走这种家乡的味道。

　　还有些特色美食，也跟抗倭的历史有关。比如温汤羊肉，仙游人更多叫做干焖羊肉，并把“焖”字发音为“咩”，十分有趣。相传，仙游龙华镇一户宰羊人家刚杀好了一只羊，突然听到倭寇来了，赶紧藏在一大桶沸水里，掩上锅盖盖住稻草就匆忙逃难去了。等倭寇走后，把羊捞出切开，居然成了熟食，羊皮晶莹，羊肉不膻，鲜美无比。还有仙游的小吃光饼，其实由来已久。但仙游人说，这是百姓送给戚家军的军粮，便于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急行军。他们就是这样，把美味的食物，以文化的味道，与家国的记忆和英雄的故事联系起来。

　　此外，一些在其他地区也有的仪式，在仙游被赋予保卫家国的意涵。比如在正月，很多村社结队而游的板凳龙灯长达数里，传说是由当年村民为戚家军助阵杀敌点燃火把而缘起，带着悲壮与慷慨的文化气息。

远峰厝。林瑶 摄

　　关于灯的民俗，仙游最具特色、规模最大的要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枫亭游灯。枫亭游灯源于古代上元节迎神灯会，融合北宋汴京开封游灯踩街形态，意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枫亭游灯不仅是灯艺的展示，更是联结舞蹈、戏剧和杂技等多种元素的文化汇演。游灯伴以仙游古老的鼓吹乐“十音八乐”，三弦、八角琴、横笛、檀板边行边奏，鼓、钹、锵协作同行。还有皂隶舞、棕轿舞穿插其间，扮相奇特、舞姿玄奇。途经民居纷纷点起火堆、燃放烟花，一时火树银花、鱼龙游动、乡情融融。

　　这段话头，管中窥豹。那久远的、多彩的、流动的仙游文脉，有待更多人去发现、去体会、去讲述……

　　(福建省委统战部 傅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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