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走窄路”的经济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王晓霞

　　发于2024.1.1总第112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3年度经济学家郑秉文

　　虽然多年来看过不少媒体对郑秉文的专访，也曾经多次向他约稿，第一次见到这位在社保领域如雷贯耳的业界权威，却是在前不久《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2023“年度影响力人物”活动现场。

　　持续两天的强降雪过后，北京迎来寒潮天气。在体感温度接近-10℃的严寒中，郑秉文乘坐地铁来到了活动现场，室外的严寒并没有遮蔽他爽朗的笑声，映照着北京饭店廊厅里高高的拱顶下的金黄色灯光，在融洽的氛围中，我快速打量了下这位年近69岁的学术大咖，只见身着一套黑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满头银发的他，在温文尔雅、谦逊平实的神态中透出些许慈祥和睿智。

　　眼前这位低调内敛的学者，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保障专家，中国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30年前他在法国马恩河谷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Est Marne-la-Vallée)教授亚太经济时，看到发达国家的社保制度非常成熟，就开始研究世界各国的社保制度，从此深耕于此，回国后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研究建立社保制度的学者，学术成果丰硕。当下，他最关心的是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这是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必须着力推动的事。如何在不增加企业缴费负担的情况下，实现养老保险的保值增值和长期收支稳定，是他近年来研究的重中之重。

　　郑秉文在中国社科院学习工作至今正好40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第五任所长、拉丁美洲研究所第四任所长兼党委书记、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兼顾行政工作、教学与研究。作为知名经济学家，他在深耕社会保障学科基础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策研究，“社保研究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必须要跟实际结合，要为国家服务、为全民服务。”他说。

　　由于数十年来专注于社保这一个领域，有媒体形象地称他为“走窄路”的经济学家，这不是戏谑而是一种敬重。一个多月前，《中国新闻周刊》邀请郑秉文作为2023年度经济学家出席“年度影响力人物”活动时，他颇有些疑虑，追问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比较窄，仅限于社会保障这么一小块儿，是不是“有点不够格”？这追问不是饱经世故后的假意推脱，真诚又谦逊，令我印象深刻。

　　近30年专注社会保障研究

　　从1994年在法国Marne la Vallée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亚太经济时开始研究社保制度算起，郑秉文研究社会保障问题已有近30年时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经济学界很少有经济学者在一个研究领域沉下身心做长期研究，经常是强调“短、平、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谈及为何能长期坚持这一研究领域时，郑秉文说，1995年从法国回到中国社科院工作时，他就自主选择了当时在中国尚为“朝阳学科”的社会保障领域，他相信，随着国家社保制度建立，对这个研究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彼时，中国在1986年刚刚推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并于1991年决定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而医疗保险制度则尚未起步，研究社保的人很少，懂社保的人更少，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作为一个舶来品，更依赖于国际经验的借鉴和引入。这对于亲身体验欧洲社保制度、刚从法国回来的郑秉文而言，正是大有可为之时。

　　之后的几年，郑秉文组织研究社会保障的学者主编了《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丛书》(共18本，也被称为“ssss”丛书)，包括《社会保障分析导论》《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等，现在看来尽管这是一套研究相对较浅的介绍性质的丛书，当时在国内已经是不可多得的权威著作了。

　　这套丛书中，也有郑秉文独自翻译的三本译著，包括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全球闻名的名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书中介绍了社保制度模式分类的三个类型。艾斯平-安德森的这本书促成了很多发达国家一个名为福利模式分型的学科的创立，当时恰逢美国时任总统里根、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主张福利国家“瘦身”改革运动在90年代持续蔓延，美国、欧洲等大学纷纷开始设立这一新学科。此外，郑秉文还从法文直译了法国学者卡特琳的著作《社会保障经济学》，以及加拿大学者米什拉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

　　“当时翻译的这三本书，对我个人的学术成长促进非常大，很多知识都是从翻译中学到的，很快我在社会保障研究这个领域就成为国内最熟悉相关问题的人之一了。”郑秉文回忆说。

　　郑秉文1992年先在巴黎第十一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Sud XI)让-莫内学院(Jean Monnet)的劳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RESST)跟随Guy Caire教授和Bertrand Bellon教授做了一年半的博士后，然后到巴黎马恩河谷大学的经济学院的院长Pierre Duharcourt教授那里执教一年，1995年坚定地选择回国发展，很快就在国内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立稳了脚跟并拥有了一席之地。对于40岁回国重新确立研究领域学者而言，没有几分坚毅和拼劲，很难想象在短期内就有这么一番作为。

　　郑秉文1955年生于辽宁，父亲是鞍山钢院小工厂一名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都停学了，就读小学高年级的他没有事情做，就在家里读读书。由于父母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加之他本身在学校的功课就很好，在学业上他几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个时候，他们家住在鞍山钢铁学院的大学宿舍区，可以从图书馆借出一些书来，他至今记得因为读书入迷，在床上长时间用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导致无法走路，最后请父亲的同事来给扎针灸的事。

　　学业之外，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的他，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喜欢摆弄乐器，也自学了一些相关知识，后来被录用为一个剧团的小提琴手，也因此没有像很多知青包括他弟弟一样上山下乡。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冬天，他顺利考进了辽宁大学，后来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四梁八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正在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等在社会变迁中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接下来，将养老保险初步的全国统筹进一步升级、推动全面实现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并提高保障水平、优化医保目录药品集采都是必须妥善解决的事。但毋庸置疑，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基本起到了“保基本”的作用，造福于民。

　　郑秉文说，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问题。中国养老金有三大支柱，城镇职工、城乡居民两个板块的基本养老保险构成第一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是第二支柱；实施了一年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是第三支柱。由于人口老龄化发展很快，第一支柱面临着财务可持续性的巨大压力；第二支柱在2亿职工中目前只覆盖了7000多万人，其中，企业年金主要挑战首先是企业经营状况压力增大，目前只有3100万人参与企业年金，覆盖面难以扩大；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施行近一年，4000多万人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但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存了钱，其中只有一半多进行了投资，买了金融产品，缴存金额少、投资收益低是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养老金体系需实现“两个转变”

　　“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有人口红利时很管用，而2022年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退休人口比例快速增加，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日益严峻，依靠原来的人口红利型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开始感受到压力了。据测算，在第一支柱占主导的情况下，2027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达到峰值，从2028年开始当期收不抵支，当期余额的增长由正转负，且此后会一直保持负值，无法储备很多的社会财富。”

　　因此，郑秉文认为，未来要大力发展养老金制度第二、第三支柱，所以，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应该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负债型向资产型养老金体系转变，二是从人口红利型向资本红利型体系转变。在他看来，2019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首次提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以及此后诸多会议和文件中的相关提法，都意味着今后要大力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同时，还要做大做强养老金财富储备，就是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换言之，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来看，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的核心资产就是第二、第三支柱养老金资产，还包括全国社保基金，这是中国的一个优势。第一支柱是现收现付制，而第二、第三支柱为积累制，把人口红利型的制度变成资本红利型的制度，就是要将靠负债型的制度变成靠资产型的制度，让钱生钱，以提高养老金的支付能力，填补收入和支出的缺口。

　　“‘两个转变’的说法是我总结出来的，其实，这是发达国家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的一个最新的发展趋势。其中，第一支柱的发展方向是从纯粹的现收现付制(DB PAYGO)向部分积累的现收现付制(DB FF)过渡，这是国外的一个制度创新，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走在了前头，早在二三十年前，他们就开始动起来了，目前看，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外的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是非常发达的。”他说，资产型制度不但能够像负债型一样发放养老金，还积聚了比GDP更加庞大的养老金资产，这些养老金资产使国家形成了长期的股权资本，而这在中国的社会融资体制中是十分稀缺的。

　　在郑秉文看来，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实现“两个转变”的外部条件正在逐渐具备，从负债型向资产型体系的转变、从人口红利型向资本红利型体系的转变，这就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指出的夯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的含义，这个文件是指导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一个行动指南，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两个转变”的改革过程中，对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来说，应当提高制度的吸引力，提高制度的激励性，改革的方向是让个人现在的缴费与未来拿到的养老金之间联系得更紧密一些。目前正在36个城市试行的个人养老金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长期储蓄，税收优惠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好的资本市场可以带来好的收益，这更重要。“关键在于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养老金制度的完善，这是实现养老金体系‘两个转变’的决定因素。”他强调。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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