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06 02:00:55 来源: sp20241206
中新社 北京2月5日电 题:为什么要写《燕东园左邻右舍》
——专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
作者 徐皇冠 文龙杰
今年年初,北京大学徐泓教授的力作《燕东园左邻右舍》出版。作为燕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专门为教授们所建的住宅区,燕东园的22栋小楼承载太多燕大和北大教授及家人的历史往事、情感与记忆。
燕东园的老住户、年逾古稀的徐泓教授,将这些小楼里的住户与往事娓娓道来,以特稿笔法和详尽史料,叙述了发生在燕东园的往事变迁、学人成就、学术传承、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绘就了一幅学术文化传承的生动画卷。徐泓教授近日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分享她写作的初衷,以及对记述时代的感怀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燕东园左邻右舍》让挂上“历史建筑”标志牌的燕东园22栋小楼“开口说话”,您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徐泓:燕东园在海淀区北京大学校园东门外大约一里的位置,自1926年到1930年间建成,居住过多位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教授。我的父亲徐献瑜曾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在我出生一百天时,全家从燕南园59号搬家至燕东园40号,并一直居住至今。
2021年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我们家就被挂上了“燕东园40号”的牌。这件事促使我想写这本书。我觉得,保护建筑,其实是在保护历史,而保护历史就是保护曾经在这里住过的人,在这里发生过的事。
北京大学西门。罗星汉 摄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命运给了我两个馈赠:第一就是我出生在一个教授家庭,从而有幸生活在燕东园这样一个近百年来著名学人居住的园子里,成为这个园子里资格最老的住户。
第二个馈赠就是,我这辈子一直从事我最喜爱的新闻业。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了5年新闻,在媒体里,当了30年记者,然后回到大学里教新闻,又教了20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新闻行业,我认为自己从骨子里始终是一名职业记者。因此,职业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都要求我把燕东园的百年变迁记录下来。
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我的一份答卷,献给我终身从事的新闻业。同时也将这份答卷交给我所有的学生——我教他们新闻,我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他们应该怎么做新闻。
徐泓著《燕东园左邻右舍》封面。受访者供图中新社 记者:书写燕东园记录了近百年间的时代动荡与读书人命运。有评论称,本书是对一代学人一片冰心的致敬。能否说说您父亲和他那一代学人?
徐泓:我的父亲徐献瑜1936年赴美留学,两年后获得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这所大学获得博士衔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1939年回国后,他先后任教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是中国计算数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他过完100岁生日后,因肺炎住院。我忘不了父亲临终前的情景,他要笔和纸,颤抖着慢慢写,从上至下竖写他的签名“徐献瑜”,从左至右横写“再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有媒体刊登特稿,题目是《再见,“徐献瑜”一代》。
2009年4月18日,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近千名燕大老校友聚会一堂,共叙旧情。侯宇 摄父亲这一代,主要指的是出生于清末民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欧美,立志于科学救国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一代人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国难的时候回来了,国运转折的时候留下了,历次政治运动经受了,改革开放以后尽力了。我父亲在这一代里并不是顶尖的,在燕东园居住过的学人还有更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本书出自我们燕东园二代的视角、私人的记忆,以此缅怀与致敬我们的长辈。
中新社 记者:走访调查、考证梳理燕东园的过往不是件容易事,您为何要与遗忘抗争?
徐泓:某种意义上,历史是在不断被掩盖和消灭的。历史本身既塑造人物,又消灭人物。把历史的真相,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的真实状态保留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也是非常艰苦的事情。
我的书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打捞和抢救。
“打捞”,是因为太多的人被历史掩盖了。中国的历史被“宏大叙事”窄化得让人只知道帝王将相和一些个别的人,但实际上还有太多为中华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应该见诸史册。
另外就是“抢救”,现在不去抢救,他们就会被选择性遗忘,等到当事人都不在了,这些人和事就彻底被淹没、从历史中出局了。
2006年2月14日,一名女士推着自行车准备进入位于北京大学校内的全斋。全斋是当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一九二零年所建的“德才均备体健全”七斋之一。徐曦弋 摄做这些采访和考察,就是在与遗忘抗争。有的时候遗忘一些东西,尤其苦难,对个人来讲,也是一种释放,这样或许能够快一点走出苦难和黑暗,去迎接光明。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遗忘,而且是故意的、选择性地遗忘它所遭受的苦难,那就很可悲了。一旦遗忘,同样的苦难就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
中新社 记者:您终身从事新闻业,《燕东园左邻右舍》用记者的笔法叙述历史,您认为新闻与历史有何联系?
徐泓:我有一个学生说,新闻学的尽头就是历史学,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新闻学和历史学其实有着很紧密的亲缘关系。两者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新闻追求真实性,历史追求真相,都要求用事实说话。
另外我个人认为,任何学科,尤其人文社会学科,如果没有历史学做核心的基础,这个学科的发展可能很难获得内在的生命力。如果没有历史的眼光来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很多东西都会是虚无的、不切实的。但走到尽头,人们会发现有很多历史是被遮蔽的,当把这些被遮蔽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新闻。我的老师、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先生对我说:新闻与文史是相通的。
中新社 记者:《燕东园左邻右舍》追求事实、追求真相,会通了新闻与历史,在写作中有何方法?
徐泓:我觉得我在坚持着一种新闻写作。国外有很多记者出身的历史写作者都是这样做的。新闻写作最关键的一点是现场意识。我一直认为记者这个职业是一个行动着的职业,行动的目标就是现场,因此必须抵达现场,看到现场真实的面貌、真实的情况,争取采访到足够多的当事人,以至于能够完成那个真相的拼图。对于记者来说“现场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写作这本书的全过程中,我想要通过采访,通过查阅尽可能多的史料,去抵达当时的历史现场。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春色宜人。易海菲 摄抵达“现场”,通过新闻语言,把“大词”与“概念”具象为细节。俗话说,“魔鬼在细节之中”。只有真正抓住了生活中的细节,可能只有两三个细节,就能够体现出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意境或形象。
我也在抵制互联网上碎片化的文化,尤其情绪化的表达和发泄。希望用一种克制的、善意的文字来书写。还是应该用善意来理解,用善意来联系,用善意来沟通。我的书里写到很多人情的关系,例如那一代学人在危难、重压和选择关头,怎么处理亲情、友情和爱情,力图让整本书的文字温暖起来。(完)
受访者简介:
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高级记者,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编辑:张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