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24 08:48:18 来源: sp20241224
从2018年起,香港大学博士生王怡霖开始研究秀场直播,2019年,为了加深研究,她与成都一家公会签下3年合约,亲自当上了一名网络主播。起初,她还会观察每个进直播间的观众,用笔记记下他们喜欢什么。但是,为了在秀场直播中存活下去,她发现自己渐渐接受了系统的“规训”,滑入一种积极开播、接受PK惩罚、讨好观众、渴望打赏的状态。(澎湃新闻11月13日)
这位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博士的研究,只是直播行业生态的一个缩影。不过,对经常刷抖音、快手等短视频App的用户而言,即便不是秀场直播的忠实观众,也不会对这类场景感到陌生。面对记者,王怡霖讲到自己与其他主播PK,把跟做性暗示动作、往衣服里倒水等极端行为作为“赌注”的经历。而制定“赌注”的,往往是那些更有影响力、粉丝基础更深厚的大主播。这些带有羞辱性质的做法,显然已经踩在公序良俗的边缘。但在直播间里,她所描述的这些,却是司空见惯的常态,远远算不上是最离谱的。
网络空间的虚拟感,冲淡了人的道德感知。与此同时,平台与MCN(多渠道网络)公司对流量的追求,也加剧了主播之间的恶性竞争。这些因素的影响,使观众越来越敢暴露心中最直接的欲望,对主播提出在旁人看来相当过分的要求。主播身在局中,往往也会迎合这种需求以换取业绩,即便心有不甘也身不由己,否则没了粉丝的青睐,只能卷铺盖走人。在这一过程中,环境对个体的“异化”暴露无遗。
这也提醒着人们:互联网有着极其复杂的一面,唯有在充分理解其人性根源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引导,才能让网络环境更加理想。
不同于王怡霖为了学术研究而体验直播业,对更多网络主播而言,直播间是他们讨生计的地方。许多调查研究与新闻报道也都指出,除了“金字塔尖”的极少数头部主播,大多数秀场主播的收入并不算高,其得到的打赏一大半都要交给公司与平台。因此,从任何角度看,平台都应以更大力度履行其社会责任,让主播与观众以更健康的方式互动,防止“劣币驱逐良币”。
要将直播生态引向更加健康的方向,不是批判两句或是“一禁了之”就能做到的。在王怡霖的研究中,除去当红主播,能持久留在秀场直播行业里的主播多为社会资源较弱势的女性。而打赏多的“大哥”们则试图在线上填补一些线下生活的空白,或为孤独感、或为释放工作压力、或渴望亲密关系。主播想要更高的收入,观众有自己的情感诉求,这些需求本身都是正当的。但是,如何为他们实现这些需求铺就一条“正路”,既考验着制定规则的平台,也考验着每一个互联网用户。
在内容生产者一端,平台与社会应该努力让主播能够通过呈现自己的个性收获流量,而不是把算法算出来的“流量配方”套用到所有人身上,迫使主播失去自我,变得“千人一面”,甚至不惜自我侮辱。而在内容消费者一端,合理的情感需求值得被正视,但其表现形式不能突破必要的伦理底线。不论是广义的表演行业,还是任何其他行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有平等的关系,保有尊重和体面。
杨鑫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陈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