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好乡村治理新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如期完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乡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中，乡村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也随之形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新办法。如何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完善乡村治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左停。

　　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具有时代性和阶段性，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不同要求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乡村形态快速演变的阶段。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的推动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您看来，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带来了怎样的新要求、新挑战？

　　左停：乡村(包括乡、村)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也是国家政权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载体。回顾历史，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具有时代性和阶段性，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不同要求。新时代以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国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以贫困治理为导向的治理响应体系。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的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深入分析把握这两个阶段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强化党建引领，形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服务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治理体系，更好地平衡政府、市场、乡村社区等乡村治理角色。

　　当前，乡村事务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复杂性增强，兼顾不同主体需求与诉求的难度增大。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乡村经营的土地规模要求在加大，随之主体结构在发生变化。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服务中介组织和企业在内的许多新型经营主体成为乡村经营的骨干力量，这些内生主体的出现，总体上回应了市场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则，现实地解决了“谁来用地”等现实问题。与此同时，乡村外部的资本和人才也开始关注乡村，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催生了一些以农文旅融合、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为主的新业态，一批涉农企业进驻乡村、一批新农人进入乡村。多元化的乡村利益结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推动乡村社会的社会根基也发生了转变。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兼顾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和需求、协调好不同群体的利益取向和关系成为一个现实难题。

　　农业农村的多功能化和泛功能化也加大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当前的乡村治理，包含乡村产业组织治理、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乡村民俗文化治理、乡村民生保障治理等多方面。对农业生产而言，重点目标也由早期的单纯追求产量发展为包含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等诸多维度在内的综合性目标。许多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承包户变成了组织化生产者，由当初的同质化单元变成了多样化的异质性经营单元，新时期乡村治理事务呈现治理目标多元化、治理任务密集化等特点。不同目标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治理逻辑，农业农村治理目标的多维度化和复杂模糊的利益关系，加大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简单的治理架构很难实现或者兼顾现实语境下农业农村的多重目标，亟需创新治理框架。

　　目前我国有50多万个行政村，村情差异很大，乡村治理的中心任务不一样，面临的挑战也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例如，有一定数量乡村的农田水利设施等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尚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受城镇化的影响，乡村人口单向度地流向城镇，导致老人、妇女、儿童、弱势群体等成为“留守族”，更引发了乡村治理体系中主体结构缺失、乡村治理能力不足和兴趣不浓等问题。新的发展阶段，新的机遇挑战，都在呼唤乡村治理理念、方式的创新。

　　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本框架下，积极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

　　记者：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各地都在着力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根据您的观察，这一过程中有哪些好的实践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左停：当前，各地加快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丰富乡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功能，增强乡村综合服务能力。一是提升经济组织能力。部分地区围绕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销售、物流运输等产业链创办股份经济合作社，加强“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建设，通过建设电子商务平台打通生产、加工、市场等诸多环节，形成集农事管理、环境监测、产品追溯、电商销售于一体的运营体系。同时，不少地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政策支持、资源整合、服务打包，以及产业化联合体在劳动力集约、土地集中、产业集聚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党建链、产业链、服务链等“多链融合”，农村生产要素高度整合。二是提升组织协同能力。各地以“村党支部—村民组(党小组)—党员—农户”组织体系为基础，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中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目标，创新探索了“党建+基地”“党建+项目”“党建+公益”等新模式，并推动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参与，培育和引导公益类、服务类、慈善类乡村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为农村社区提供全面化、便捷化、实效化的社会服务，助力构建统一有序高效的乡村治理格局。三是提升互助合作能力。乡村治理现代化更多地强调借助政府、社会、市场、社会组织等的力量来共同构建和培育新型社会支持网络，调动农村社区活力形成常态化的互助体系。不少农村社区在实践中建立了农村互助养老社会支持网络，充分调动村“两委”、亲友邻里、乡镇敬老院、企业和社会组织等资源，满足不同老年人个性化、多样化和专业性的养老需求。

　　创建面向市场的经济组织形式，带动乡村产业发展。近些年来，各地通过在帮扶资金及项目管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不同主体利益联结等方面进行组织和模式创新，为消除市场壁垒，解决市场衔接问题、社会服务问题、利益联结问题创造了条件。一是创新帮扶资金、资产及项目管理模式，如一些扶贫车间项目将经营权外包给合作社，利用合作社在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上的优势，创造更大的产业价值。二是以“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为抓手推动集体经济组织创新模式。注重“三变”改革与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支持扶贫项目和扶贫产业园开发，引导村集体、农户以土地山场资源、资金、资产等入股，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低收入户稳定增收、村集体不断壮大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等多赢目标。

　　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推进驻村和村级行政体系创新。一是下沉治理力量，强化基层治理能力。作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充实了乡村治理队伍，是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的重要力量。二是推进乡村便民服务体系建设。将乡镇的公共服务内容向村级下沉，设立民政、财政、社保、司法、综治、产权交易等服务窗口或岗位，协助解决低保申请、医疗救助、法律援助、土地流转等方面的急事难事。实践中，一些地区整合资源探索建立跨村片区服务中心，既破解了村一级服务人口偏少、效率不高的难题，又解决了乡一级服务距离过远的问题。三是立足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工作需要，推动组织体系提质扩容。一些地区通过设置乡村振兴协理员的岗位，盘活在地的各类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级组织治理人才短缺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面向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低收入人群，设立半劳力、弱劳力性质的公益性岗位，如保洁员、护林员、护路员、护河员、养老助残护理员等，助力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创新运用不同类型乡村治理工具。一是推广运用积分制。一些地区为了积极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将积分制融入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中，从村庄建设、环境卫生、遵纪守法、社会公德、乡风文明等方面入手，设置积分项和扣分项，并根据积分排名分类奖励。二是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厘清各治理主体权责关系，解决村级行政事务多、挂牌多、不合理证明多等问题，提升村级治理效能。三是把数字治理融入“三治融合”中，不断完善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一些地方提出“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互融合，强调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发展，打造精细化、专业化和智慧化的乡村治理体系。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仍是进行时，各地差异很大，乡村治理尚未定型，应该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本框架下，积极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

　　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记者：您刚刚提到，一些地方把数字治理融入“三治融合”中，不断完善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数字技术正向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治理等各个领域不断渗透。在您看来，数字技术是如何赋能乡村治理的？

　　左停：数字技术在乡村振兴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直接的作用。通过数字化手段，乡村治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治理效能提高了。许多地方创新“三治+智治”的融合治理模式，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及时掌握农村动态，制定针对性政策。此前脱贫攻坚能实现“六个精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运用。数字技术缩短了社会空间距离，改善了落后地区的地理区位，也便于乡村治理人才的引进。

　　乡村治理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促进了智慧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农民可以实时掌握作物生长情况，精确施肥、灌溉，提高农业产量和品质。此外，基于数字技术的智慧农业系统还可以进行病虫害预警、气象预测等，帮助农民减少生产风险。

　　数字技术可以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在乡村旅游业、特色农产品销售等方面，数字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线上宣传、线下体验的方式，吸引更多游客体验乡村游，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同时，借助电商平台，乡村特色农产品可以走出大山，实现优质优价，助力农民增收。数字技术为乡村产业插上翅膀，促进了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也使乡村治理落在实处。

　　记者：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信息安全隐患、数字鸿沟等。应如何尽量减少负面问题出现？

　　左停：首先要加强安全保障。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乡村数字技术应用的监管和规范，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制度和防护系统。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保护乡村数字技术应用中的个人隐私和企业数据安全。

　　其次要提升数字素养。农民和企业需要接受相关培训和教育，提高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素养和能力，能够熟练操作和有效管理。

　　同时要促进公平发展。乡村地区存在数字鸿沟问题，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因为条件不足无法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和机遇。政府应提供公共设施和资源，推进乡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服务的均等化。

　　最后，要保持乡村治理的“温度”。不能简单地用数字技术取代乡村治理中人际交流的作用，乡村居民老龄化程度更高，许多照护和心理关怀仍需要面对面的工作。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只有重视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让其积极广泛地参与乡村治理，充分发挥其内生动能作用，才能更好地提升治理效能。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左停：村民自治是村民直接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枝干网络作用，凝聚人心，夯实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应进一步完善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参与机制，畅通和拓展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通道，充分发挥农民的能动性，不断提升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水平，真正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

　　要充分发挥农民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新时代农民多样化、宽领域的生产生活需求，离不开现代化多功能性组织的丰富和完善。为此，有必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大致分类中，拓展和完善与不同主体需求相匹配和相适应的农民组织，如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益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养老托育为重点的社会服务组织，以及生活型、文化型农民组织等。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依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实现由分散农民个体走向乡村共同体，助力乡村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

　　积极培育和促进乡村社会组织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可以有效地凝聚村庄内部的集体行动力、整合村庄内部的治理资源等。孵化培育乡村社会组织越来越成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选择。在具体工作中，应将乡村社会组织的内涵、功能和实现形式嵌入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中去，同时进一步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制度优势，建设完善针对乡村社会组织的政策支持和公共财政购买服务等措施，培育和促进功能性社会组织(包括农村经济发展、社会性服务、公共事务、公益慈善、矛盾纠纷调解等)的发展，切实把村民有序组织起来参与各类公共活动，激发他们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郝思斯)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