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蒋玉斌：甲骨文为何是“世界的记忆”？

　　 中新社 上海11月23日电 题：甲骨文为何是“世界的记忆”？

　　——专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

　　 中新社 记者 樊中华

　　120多年前，甲骨文重见于世，以成熟的文字系统勾勒出三千年前中国上古社会的生活风貌，确证了一个真实可循的商王朝，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2017年，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当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甲骨文字被破译，且破译工作愈加艰难。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奖励计划”，至今只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一人获奖。甲骨文考释难在何处？甲骨文的破译对世界而言有何价值？近日，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蒋玉斌研究员，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目前未识的甲骨文考释难在何处？如何认定一个陌生的甲骨文字得到正确完整的考释？

　　蒋玉斌：了解一个汉字，要从“形、音、义、用”四个维度进行。形音义三者易理解，字用则是指一个字的职能，如现代汉语的“花”字除表示花朵外，另一职用是表示花费、花钱。甲骨文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甲骨文字的形、音、义、用全都清楚了，就可说它已被完全考释出来了。

　　不少甲骨文字，只可见字形，但不清楚其构造，不了解确切的音、义、用。学者要做的工作，就是全面搜集并分析已知信息，为考释创造条件。例如我研究的一个甲骨文字“屯(蠢)”，字形清晰，但它读何音、表何意、如何用，学界没有公认意见。该字所在的甲骨文卜辞文句约10条，主要置于方国名称(如“盂方”、“夷方”)之前。这些已知信息就是考释该字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要联系大量相关信息，考虑多种可能性，往往经历较长时间。就该字而言，学者们曾有长达几十年的准备，我也在十几年前就关注它，系联字形，归纳辞例，但始终缺少关键证据。

甲骨文“屯”字考释的关键证据之一——一种“春”字写法所在的甲骨(吴振武主编《吉林大学藏甲骨集》421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受访者供图)

　　在长期关注、思考包括该字在内的未识字的过程中，一些关键证据终于浮现出来。首先古文字的“春”字，一般包括众“屮”(草)或“木”、“日”和“屯”，表示草木初生的春天，“屯”有标示读音之用。如有一种古体将“春”写为“萅”。而甲骨文“春”字中，有些就把“屯”的部分写成该未识字形，同时，甲骨文也常用“屯”直接表示春天之“春”。通过上述代换可推出，该未识字相当于“屯”。

左图为刻于甲骨上的“春”字彩照，中图为甲骨文“春”字摹本，右图为甲骨文“春”字中的“屯”。(受访者供图)

　　但在主要辞例如“屯盂方”“屯夷方”中，“春天”“村屯”“驻扎”等义都不适合，仍需探讨其字用。“屯”是“春”的声符，“春”是“蠢”的声符。“蠢”字古有骚动、动乱之义。如“屯”用作“蠢”，“屯(蠢)盂方”“屯(蠢)夷方”即动乱的盂方、夷方，语义通顺。同时这种表达，也见于西周金文(蠢淮夷)、传世古书(蠢尔蛮荆)、出土战国竹书(蠢邦)等，与《说文解字》中“蠢”的古文写法也可相互验证，形成了较完善的证据链。至此，甲骨文“屯(蠢)”字的形、音、义、用都有了清楚认知。

刻有“屯(蠢)盂方”的甲骨，卜辞贞问动乱的盂方进犯西土，商王调集人马前往征讨，能否受到保佑，获得胜利(《甲骨文合集补编》11242)。(受访者供图)

　　回顾考释过程，打通关节的关键证据往往较隐秘，端赖细致观察、周密分析，甚至需要一些机缘才能发现。甲骨文考释难，主要难在这里。

　　 中新社 记者：与甲骨文同时期的金文后演变为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直至到我们今天熟知的汉字，甲骨文与金文有何关系？甲骨文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

　　蒋玉斌：现在见到的甲骨文，大致出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这一时期还有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刻写在玉石器上的玉石文字，刻写在陶器上的陶文等。它们同属一个文字系统，都是早期汉字，但由于使用场景、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等因素而各具特点。

　　金文从商代中期出现，商代晚期开始流行，西周和东周时期达到高峰。青铜器用于较郑重的场合，金文字体较正规，且多是用毛笔书于模具，再铸造在青铜器上，字体粗肥圆润。甲骨文出现于甲骨占卜这一特殊情境，大多是将占卜记录刻在坚硬甲骨上，笔法上多细笔、多方折，字体也有所简化，相对于金文，可看作为一种俗体。同一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的写法，形体上可能会有明显差别。

“屯”字字形演变示意，1、2为甲骨文，3、4为金文，5、6为篆书，7为隶书。(受访者供图)

　　商代晚期，金文虽已流行，但铭文内容较简，篇幅长的也不过40余字，而同时期殷墟甲骨文材料比较丰富，总字数约七八十万字，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体系、大规模的汉字资料。

　　从目前的发现看，西周早期之后，大约就放弃了在卜用甲骨上刻写文字的传统，“甲骨”文似乎就此绝迹了。但这仅是文字形式上的变化，原来以甲骨文和金文等为代表的古汉字系统，继续以金文等为代表，绵绵不绝，延续至今。

　　 中新社 记者：已破译的甲骨文，告诉我们哪些史书没有记载的历史内容？

　　蒋玉斌：甲骨文是产生于占卜场景的专业文字，附属于甲骨这种占卜遗物。当时人们将自觉无法掌控之事刻写在甲骨上，通过占卜由神灵做出判断，并记录占卜结果。

　　甲骨文是关于占卜的特种文献，因此不会泛泛记录所有事情。但甲骨文占卜事项众多，内容非常丰富，例如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奴隶的管制和逃亡、天气对农事活动的影响、商王对贵族的委派、天文现象的吉凶，以及生育是否顺遂、疾病能否痊愈、田猎有无收获等。由于古书中关于商代的确切记载十分有限，甲骨文的这些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新资料，弥足珍贵。如在甲骨上发现了“星率西”(星星一律向西)字句，为中国最早的流星雨记录；有些卜辞附记一旬内的天气情况，可看作中国最早的气象记录。

左图为记载月食的甲骨(《殷契重光》12)，右图为甲骨文“星率西”三字。(受访者供图)

　　此外，甲骨文的证史作用非常重要。商朝见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但在近代颇受质疑。甲骨文记载了很多商王的名号，有些名号成序列，可恢复出商王世系。王国维等学者利用这些材料，证实了《史记》所记商王世系大体可信，也纠正了其中个别错讹，证实了商王朝的真实存在，将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记载了一场中国最早的“车祸”的甲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56)。(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 记者：甲骨文字考释现状如何？您认为继续考释它的价值何在？

　　蒋玉斌：甲骨文单字总数约4000个，已考释出、得到公认的约1160个，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已识字虽不多，但大多是常用字，遵循“齐普夫定律”或“汉字效用递减律”，这些已识字对甲骨文文本的覆盖率已较高，可以做到大体通读。未识字中，很多只出现过一两次，有不少是人名、地名、祭名等，对通读文本影响不是很大。

　　但这并不是说继续考释甲骨文意义式微。未识字中还有不少值得攻关，尤其仍有一些常见字，如一个“酉”旁加“彡”的字，在甲骨文中出现了2000多次，但尚未破译。

甲骨文中一个出现2000余次的未识字。(受访者供图)

　　考释是甲骨学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释出一字，也许就可读通一大批材料，所谓“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释出一字，好比发现一颗新的行星”。还有一些字，虽出现极少，但考释出后可为该汉字的发展找到“源头”。因此，甲骨文考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能以常用与否、字频大小来衡量，希望每一个字都能被考释出。

　　 中新社 记者：作为中国古汉字，甲骨文为何是“世界的记忆”？在甲骨文考释上，中西方学者有哪些不同视角可彼此借鉴？

　　蒋玉斌：甲骨文是世界古典文字中唯一流传至今的自源文字，其余如古埃及圣书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等自源文字，由于使用人群和文化遭遇剧变，最后成了“死文字”。

　　以甲骨文为源头的汉字得以传承下来，一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与汉字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二是汉字本身具备一种稳定而富有张力的结构。汉字绝大多数由意符和音符构成，音符通常也是独立的字，在语音因时空变化而发生变异时，常有提示读音的作用。这就使汉字在经历朝代更迭、文化融合时，仍可实现“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的基本功能，并不断接纳表达新内容，能产性较高。汉字的这些特点，可以追溯到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源头时期。研究甲骨文，对于世界文字发展史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同时甲骨文内容丰富、价值非凡，为研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人类文明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确是“世界记忆”。

　　因此，国内外学者都希望通过甲骨文来了解中国早期文明。中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范围较广，如文字本身的形、音、义、用；以甲骨文为语料，研究早期汉语的特点；以甲骨文为史料，探讨商周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与器物学结合，研究甲骨的处理使用、甲骨文辞的生成和呈现方式等。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对甲骨学贡献不少，像日本学者非常严谨、精细地梳理整合资料，欧美学者则常能在新的视角提出创见。如甲骨文“其”字，常作为虚词出现在从正反两方面去问的一对卜辞中，如“今一月雨”“今一月不其雨”。美国学者司礼义(Paul Serruys)发现，正反对贞卜辞中，如其中一条用“其”，另一条不用，用“其”者所说的事，一般都是贞卜者所不愿看到的。这不仅推进了卜辞语法的研究，也为我们考释其他文字提供了正面或负面语境的界定，非常重要。

正反对贞中的“其”，甲骨刻有“今一月雨”“今一月不其雨”(《甲骨文合集》12487正)。(受访者供图)

　　甲骨文字考释涉及文字的前生今世、语言演化、文献流变，需要了解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等，这是中国学者的优势，而迄今的考释成果也主要是中国学者做出的。国内外学者各展所长，互相借鉴，一定能将甲骨文这一“世界记忆”阐释好、传承好。(完)

　　受访者简介：

　　蒋玉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出版有《殷商子卜辞合集》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6项。曾获首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汉字文化传播贡献奖等。　

【编辑:付子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