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徐冰：深厚的传统文化构成我的文化基因

　　 中新社 香港6月11日电 题：深厚的传统文化构成我的文化基因——专访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

　　 中新社 记者 韩星童

　　当代艺术家徐冰早前获委任为香港“文化推广大使”，在港短暂停留后，赶回意大利为自己新的个展开幕，这也是他近年来着力推动的太空艺术项目的一部分。往日作品所呈现出的前卫性，令徐冰成为最早跻身在国际艺坛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创作足迹遍布全球，浸润于多元文化之间。

　　近日，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时，徐冰坦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他的文化基因。这同样亦是香港的文化底色，他期待以自身的艺术创作经验与国际网络，为香港年轻艺术家创造更多展现才华的机会。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您的个展“徐冰：艺术卫星——首部在太空拍摄的动画影片”4月在威尼斯开幕，这几年您一直在太空艺术领域深耕，怎么想到用太空科技这么酷的概念做艺术的？

　　徐冰：这次展览我们设在威尼斯圣塔·维内兰达教堂。教堂仍在使用中，教堂的白色拱顶很高，我们把在外太空拍摄的动画影片打在天花板上，慢慢旋转。地上放了很多懒人椅、休闲软垫，观众可以在地上躺着看。有意思的是，教堂那边在祈祷和礼拜，这边好像是一个封闭空间，别有洞天，观众躺着仰望星空，整个环境和作品本身同时构成了新的艺术表达法。

图为个展“徐冰：艺术卫星——首部在太空拍摄的动画影片”现场。受访者 供图

　　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太空艺术项目的一部分。太空艺术项目是6年前开始的，当时于文德(万户创世文化传媒创始人)找到我，说可以帮助艺术家发射一枚“艺术火箭”。当时我听了，因为居然能有艺术家的创作可以借助太空科技，并没有特别感觉一定要做这件事，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太高大上的事，还是对现实中身边的事物有兴趣。后来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这个领域是非常值得参与的。

　　经过各种准备，我们真正发射第一枚“艺术火箭”是在3年前(名为“徐冰天书号”，但发射失败)，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徐冰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搞太空艺术，这样的东西，有点太不着边。但我意识到，这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生长中的空间。这些年掀起“太空热”，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跟太空科技、外太空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一领域的科技和艺术表达的手法、材料等，都有着巨大的变化，可见太空艺术本身的生长性就如此强劲，更不用说未来随着中国民营太空科技公司的发展，将会带来更大的生长空间。

　　 中新社 记者：您曾多次强调社会现场对创作的重要性，如何从庞杂的社会现场提炼出艺术所需的动力与灵感？

　　徐冰：我一直对社会现场非常关注，对我来说有太多东西需要反省和表达，这种反省是不断深化的，不是灵感一来我就可以认识到，也不是一种新的现象出来，我马上就有反应。

　　这种现象背后的内部逻辑和更深层的原因，需要慢慢探寻。反映到艺术创作上，这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挖掘的课题或项目，在挖掘的过程中，会发现导致这种现象的周边原因、材料本身也在变异和生长中，这会让我的创作总是处于一种好像停不下来、没完没了状态中。

　　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他比较敏感，那他就会善于摸索到这些现象背后的内部逻辑，这将对人类的认识、思维模式，乃至对这一阶段文明走向的判断，产生新的启发。

　　 中新社 记者：无论是广为人知的《天书》、与之呼应的《地书》，或是发射“艺术火箭”、用监控视频剪辑成类型片《蜻蜓之眼》，均呈现出您前卫的创作理念和风格，您一直在尝试探索创作的边界和形式？

　　徐冰：其实不是刻意探索，艺术创作对于边界和形式的拓展，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使命。我的很多作品并没有固定的、明确的风格，不像我们概念里对于当代艺术的定义，要有一种风格、一种流派等。我觉得当代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当代艺术的实质，实质是当代艺术的思维和态度，这才是当代艺术给所有人、给这个世界提供的有价值的思考方法和生活方法。

　　我经常说，一个艺术家要保持他的创作活力，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艺术系统本身旧有的知识、艺术系统的既有结构太当回事。如果整天关注某个系统本身的事，你就不太可能有创造力，因为这个系统已经被知识化、系统化了。你的关注应该在艺术系统之外，对社会现场的关注。社会现场不断变异，而且是无穷无尽的，一个艺术家如果懂得把社会现场的创造力和能量转化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那他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也一定在永无休止地创造。

　　 中新社 记者：您曾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平易近人”而非“假大空”，怎样的作品是“平易近人”，艺术又为何应该“平易近人”？

　　徐冰：我到西方国家参与当代艺术创作后，比较不满意的部分是西方当代艺术与一般观众之间巨大的隔阂和鸿沟。艺术批评用文字解释艺术，可后来越解释把观众推得越远。很多作品以一种所谓当代艺术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观众吓跑，或让观众自卑，感觉我不懂艺术，我需要更多的艺术教育，我没有艺术的感受力。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反省当代艺术系统本身的弊病，这造成它与一般人的鸿沟和不可交流性。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不太喜欢当代艺术作品自说自话。我当时做过一些作品，比如把画廊改为学习书法的教室，观众可以进入，开始学习书法，然后他们会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中国书法，虽然它看起来陌生，但实际上是英文，观众会觉得很亲切。这样的互动艺术在当时并不多，这是用一种土办法进行物理接触上的互动。

　　现在随着科技发展，视频、虚拟现实、感应技术等相继出现，互动作品变得非常多。但有时尽管我的作品利用了这些高大上的科技，我还是会有意识地隐藏它，希望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简洁的、日常的、亲和的作品。比如《蜻蜓之眼》(该电影用从网上下载的视频监控画面剪辑而成)，我不想把它做成所谓的实验电影，我想把它做成一个类型片，讲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爱情故事，那观众看了就会觉得很容易进入。可实际上这个电影本身的前卫性是非常结实和到位的，所以技术的前卫性就可以藏起来，不用特意炫耀。

　　 中新社 记者：您在中国求学、执教，后定居纽约，创作足迹遍布全球。很多人觉得，您身上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痕迹与香港的文化特质非常相似。您觉得自己的文化基因是怎样的？在艺术创作中如何去平衡东方质感与西方表达？

　　徐冰：我身上的文化基因，是非常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这代人思想成熟的时候赶上改革开放，那时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所以我们这代人其实多少都有如何使用西方先进文化的体会和经验，但却没有建立起如何使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经验。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因是复杂的，复杂到了我们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我的作品确实涉及多元文化，但我没有刻意平衡东西方文化的影响，这跟我的生活背景有关，也跟中国有着非常强劲的传统文化有关，这种传统文化之强，和在我们每个人基因中埋藏之深、份量之重，对我后来从事及参与国际文化活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国际上工作，个人身上携带的文化基因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被国际艺术界关注到，其实就是因为你把你文化中优质的部分，透过你的艺术作品，带到了国际艺术圈中。当在大的文化环境中，你带去的东西对调节和弥补那地方的缺失有作用的时候，你的创作就有价值。

　　 中新社 记者：早前您获委任为香港“文化推广”大使。在您看来，香港文化的底色和优势是什么？

　　徐冰：我算是比较早跟香港文化界艺术界接触的内地艺术家。最早去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香港是一个把“艺术为人民”做得非常好的地方，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艺术，歌剧、交响乐、美术馆、民间艺术等，不高端，随处可见，渗透在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中。

早前，徐冰获委任为香港“文化推广大使”。图为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右)颁发委任状予徐冰(左)。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 供图

　　香港有非常成熟优质的教育。香港很多艺术家从欧洲学习回来，在香港展开当代艺术创作与实践，我觉得非常可贵、非常好。

　　 中新社 记者：您在获委任时曾提到，希望能够透过未来的合作计划和艺术项目，培育香港年轻艺术人才。可否具体谈谈？在与香港年轻艺术人才的接触中，您认为他们身上有何优秀特质，有哪些稍为薄弱需要加强？

　　徐冰：有很多具体的计划，比如这次我在罗马美国学院在驻2个月时间，香港派了4个年轻的艺术学生来到罗马，参与这一新的项目，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尝试。

　　再如“艺术卫星地外驻留项目”，目前开放给全球的艺术家，包括香港年轻艺术家、香港的大学，他们可以参与进来。香港在科技艺术领域还是比较棒的，所以我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香港年轻艺术家的优秀特质在于他们接受了更全面、更多元的教育，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艺术活动有一定的学术支撑，同时又非常努力、认真，责任感非常强，这些都是很好的。香港如今进入新的社会进程，我想这会给他们打开更开阔的艺术视野，也会让他们对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比过去有更实质的进展。(完)

　　受访者简介：

　　徐冰，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被认为是当今语言学和符号学方面重要的观念艺术家，以极具突破力的艺术创作拓展着艺术的边界。1999年获美国最高创造性人才奖项“麦克阿瑟天才奖”， 2004年获首届“Artes Mundi国际当代艺术奖”，2018年获中央美术学院颁发的“徐悲鸿艺术创作奖”。作品展出于中国美术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古根海姆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威尼斯双年展等艺术机构，并被广泛收藏。

【编辑:曹子健】